特别推荐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中如何运用制度和技术实现经济转型（下）
（本文系贾康先生受邀在深圳市福田区区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报告会所做的专题报告）
这方面我们需稍微展开来讨论。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邓小平当年就有过描述，文革中间他复出，对毛主席他提到这么一个看法，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一个意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毛主席听了以后，琢磨一番回应了一句，“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这两位领袖人物没有继续讨论，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他们的思路明显不一样，毛主席当时最看重的是不要落入所谓唯生产力论，要抓住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坚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特别关注的是要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要发展国民经济一定要抓科技研发，科技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摆在第一位。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读马列原著，我有一个很鲜明的印象，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有一句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邓小平的那个意向的来源，只不过邓小平说的更干脆更直接，什么叫革命性的力量？不就是现在企业家所说的颠覆性创新的力量、打开新局面、引领潮流的力量？在这方面科技创新如果做得好，带来的就是阶跃式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迈到新的境界，它是把原来一些想不到的事情一下变成现实。比如360的周总说颠覆性创新是把原来收费的变成免费，他的实践就是其他所有的杀毒软件都没用了，因为他们开发的360软件就是免费提供给全社会，那他靠什么赚钱？羊毛出在猪身上，牛来买单，他有他的一套创新的商业运行盈利模式，这是过去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共享经济很多事情是从这种创新里引出来的，有生产力创新的支撑，科技的支撑，这以后的空间会越来越宽广。
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企业注意到现在的大数据、智能化，以这种大数据平台、云计算的技能可以支持过去想不到的一些新的业态发展。我听到深圳这边有经济活动中创新升级的例子，比如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这样的公司，它原来做的是视频影像安保，我们理解的就是一些各种各样场所的一些摄像头，掌握相关信息，比如机场等等要做安检，用X光摄像，各种场合环节上的这些数据在创新中推到什么上面？是在科技创新生成商业上的新型共赢模式，比如现在已经开始试点用机器人在机场等公共场合里服务公众，百姓接受的是一个免费服务，机器人给你提供服务，你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把这些信息拢到一起，无形中对接到商业方面进一步的推广和营销。里面很多新技术的概念，我们一般人接触起来还得费心思去领会它，但是这个服务模式延伸到所谓用户体验上，形成用户体验上的创新升级，再加上以上市公司的资本集中机制助推，就可能对接到打开新局面的新境界上。从传统安保切入对于那些视觉技术的掌握，信息的收集，再到服务公众，对接到越来越多业态中商业化模式方面，使社会方方面面的可用产能提供出来达到用户体验升级的新境界，这里面的一些道理，我觉得是可以举一反三的。我们深圳这边很多的企业创业，最开始大家可能还很难领会到他以后有什么大局面。咱们这边的基因测序我早早就听到这个信息，一开始我还很难理解这基因测序以后怎么被整个社会评价越来越高，被称为颠覆性创新中我们一个重要的增长点，到现在似乎正被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它服务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越来越看重的养生养老，越来越看重的防病。治病最高的境界、最新的卫生工作会议的精神，就是要预防，而有科学依据通过基因测序早早就告诉人们要特别注意什么事情，方案化定制式地防止个人可能出现的一些疾病。老百姓的用户体验完全不是过去那个水平了。过去一定要出现症状再去求医问诊，而现在你打开这个空间一定催生什么呢？种种在一开始就可以预防为主地施加上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运用生物医药技术等等这些事情，反映的发展空间是对接于各种各样的大数据时代的分析，特定的一些适用性要点和规律，当然还有更细致的分析、挖掘。我也早已听到卫生系统的人说不同的人种的大数据分析起来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战略性。诸如此类的事情非常有待于进一步开掘。
回到邓小平的这一句话，关于“第一生产力”，后来学者们的认识是很清楚的，不是说传统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再做加法变成四要素，而是传统生产力三要素上再来个乘法，它是乘上去，是放大，这样的放大效应它当然就是革命性作用，一下打开新局面，一旦科技创新成功，整个潮流被其所引导。所以，中国前些年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非得抓科技创新，要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编制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现在还在执行期，要力争再也不要错过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大潮，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我们中国要争取占领若干制高点，最后“中国梦”实现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创新型国家的第一阵营。这种科技创新的意义和作用都已看得很清楚，同时要讨论的问题是：是不是抓住科技就一路现代化了，中国实际的制约现在在哪儿？就是我们的制度供给跟不上，科技创新是要有制度环境来匹配的，我们现在恰恰缺的是这个，不客气地讲，在这方面供给的瓶颈制约非常明显。近年最大的问题之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屡屡有信息要解决我们科研管理这方面出现的偏差。比较早的时候首先是政协俞正声主席说，不要把八项规定出来以后形成的对于官员的经费管理行为约束这些条条框框，简单施加到知识分子头上，但是不幸而言中，后来种种对知识分子过不去的东西，克强总理反复批评指的责繁文缛节大行其道，国办专门下发了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批评纠正官本位、行政化的科研及科研经费管理，这些显然是违反科研规律的。但是这些信息发出去以后，各方面都不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各个方面非常起劲地跟知识分子那儿加强管理。到了后来克强总理在清华、北大座谈、调研、视察，直接点到那些具体的清规戒律上了，他说搞科研教授出去只能坐飞机的经济舱、高铁的二等座，财政部的人也来了，这都是什么规定？财政部官员在那儿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后来我听说内部讲这可不是我们财政部规定的。我了解应是财政部、科技部、教育部等等这几个部委说要迎接巡视组到部先自查自纠，加强管理，而加强科研管理一下子调动了管理环节上很多人的心理不平衡因素，这回要实实在在的加强管理，好，就按官本位、行政法可着劲儿来，还要往前算倒账，把原来所有课题经费的报销单据都摊出来，包括科研人员自愿参加的横向课题经费（横向课题在创新体系中不可缺少，产学研结合一定要鼓励自愿参加横向课题，它是在国家法规照着由发包方给出规则，你自愿遵守你签字做，你不愿意遵守可以不做），本来应该是负面清单管理，现在通通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放在一起来加强管理，所有这些课题往前追溯：前些年这些研究者，哪怕你是白发苍苍的学术带头人、科学家如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坐高铁对不起只能是二等座，你如果坐了一等座，和二等座的差额你要退，吃进去已报销的经费，你要吐出来，吐出来到哪儿去呢？我也问过，那应该回到课题里啊，反正是不许再用，那不成了罚没充公吗？没有解释，管得非常起劲。其他的更细致的一些东西，听起来都带着荒唐意味，一张张餐票必须标明你跟谁吃的饭，标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之后，按人均50块钱封顶，超过人均50块钱就要把钱退出来。一天的市内交通费80块钱封顶，你打车去北京首都机场出差，对不起，超过80块钱的部分吐出来。所有的高校事业单位副处级或比照副处级以上待遇的人员，包括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前几年担任独立董事的薪酬统统吐出来。像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著名的海归教授钱颖一院长，他碰到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他是著名的海归教授，其他著名不著名的人，统统这个待遇，听说有的高校还有非常严格的时间要求退钱，那怎么办呢？人家说只有卖房子才能退出来。独立董事的薪酬往往是相当高的。这些事情对其他后续研究人员的行为是什么影响可想而知。国家为吸引高端人才、领军人物回国，是克服很大困难下了很大决心才推出千人计划，你设想一下海外有潜在意愿想走钱颖一之路的这种高端人才见到钱教授他们这样的经历，会做何感想？这些情况是我们眼睁睁看到的实际上违反科研规律，遏制科研创新者积极性的问题。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2016年专门提出横向课题经费去行政化的提案，然后政协给我的反馈是说这个提案转为委员意见建议，那意思就是交给有关部门他可以回应，也可以不回应。（提案是必须回应的，意见建议则可以不回应）。前一段时间在博鳌论坛上有个机会，我专门向李克强总理进了一言，我说总理希望您在百忙中抓一下水平很高的国办关于优化学术环境文件的落实问题，他也非常敏感，马上反问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也实话实说：都不动。（克强总理夫人就是高校教授。他一向很关心科研人员的创新），他马上就说我回去一定要再抓这个事儿。后来没两天，我们看到哲学社会科学网站，还有新华网上又全文载发国办这个优化学术环境文件。再往后，有克强总理北大清华的调研直截了当的批评，又有在全国哲学科学社会座谈会上总书记说到：（那时我也在场），要让科研人员有获得感和荣誉感。总理说，要让这些科研创新一线上的人名利双收，反复强调砍掉繁文缛节。最新的动态是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推出科研经费管理的新的指导文件。这就是纠偏。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要掌握好走创新国家道路这个问题，还得跳出科研看看制度环境。我观察现在纠偏也是有难度，文件是说到今年年底之前形成实施细则，人们在一些内部讨论的时候议论，病来如山倒，你说加强管理很多环节马上干劲儿十足，逼着这些教授、研究员派自己的学生去财务处楼道里彻夜排队解决他们的报销问题；真正要纠偏的时候，人家可是从容了，病去如抽丝，年底之前出细则。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比照一下，比如美国作为创新国家走在前面，它的经验里包含着一条，要面对科研规律，给出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人文关怀。在美国硅谷，政府没有多少声音，似乎无为而治，当然也有一些它的税收优惠，这是明面上有限的，并不是特别多，但它给的环境，是绝对不可能设想在美国会出现一个有管理部门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这种官本位、行政化干劲十足的加强管理，那些科研精英完全没有这方面人格上会受到什么样特定压力，人文环境关怀上，想都想不到让中国知识分子过不去的这些东西。硅谷的科研团队专心致志地整天在那儿胡思乱想、奇思异想寻求科技上的突破，后面跟着一大帮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在那儿寻找投资的对象，支持一百个未必成功十个、八个，里面能成功三个五个，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局面，所有投资都能拿回来，而且还会取得超额回报。这后面最深刻的东西中国要学，但很不容易学得来，人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官本位行政化的问题。就是要遵循科研规律，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的科技研究人员一辈子出不了一个成功的创新，但是他们专心致志在那儿不断做，少数人成功以后带动全局创新发展。我们中国走这条路，中央现在强调抓全要素生产率聚焦后两项，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在推进走创新国家道路时要重视吴敬琏老师早就说过的一句话，在转轨过程中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制度供给必须给出人文关怀，给出必要的实实在在让科研人员按照科研规律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总理所说的让科研创新人员名利双收是大实话，你光讲现在一些形式上振振有辞的大道理，没有用到科研规律上，是不足以形成这种激励的，科研人员在感受到人文关怀的条件下又有物质方面的必要支撑，又有他整个生活中的尊严感和安全感，他才可能心无旁鹜按照传统体制下理论讲的他的精力5/6以上要投入科研，使他在科研道路上一生做起来无怨无悔，这才能在中国真正使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作用。经过反复努力之后，不光要有现在这么多的论文发表数、专利注册数，还能有后劲真正形成一些顶尖的成绩。
在上面这些讨论以后，我简要汇报一下供给侧应实现的结构性改革，对应到建设性思路上的一些认识，中财办在五中全会之前要求我牵头所做的命题作文，题目就是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拿到这样一个研究任务，我就意识到决策层对于这个视角已经谋定后动，要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通过打造新的动力体系来解决中国问题导向下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意识到这个文本需要给领导层看，要尽量简明，形成了三层次的认识框架。从新已明朗常未实现开始，从“十三五”再看到未来，第一个层面一定强调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有意用“理性”这个概念，实际上隐含着供给管理是可能走偏的意思，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这方面守正出奇，遵循市场取向改革的轨道，掌握好里面的理性要领。这方面的现实例子太多了，比如中央特别关心七千万农村贫困人口必须脱贫，那么必须是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哪里是需求管理问题呢？是应跳出需求管理的框子要把所有七千万人的致贫因素一一分析到位以后对症下药形成一个供给管理的方案，这里面有必须实行异地搬迁扶贫的解决方案，有必要针对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种植也好，养殖也好，派出有水平的专家耳提面命打开致富生产门路的这样的解决方案，有必须针对农村区域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以大病统筹制度覆盖农村区域和加上应急扶助机制的解决方案，还有某些区域“要想富先修路”政府必须在几年内赶快突破基础设施瓶颈，改变迟迟不能配上基础设施条件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才称得上精准扶贫。这样的供给管理现实任务，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区域发展，我们深圳现在已是强劲的增长极，但深圳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我注意到过多年前就提到了珠三角和泛珠三角概念，整个珠三角一直联到云南，我到云南去过，那边对泛珠三角范畴的区域发展，留下了一些刻在石头上的共识，但真正要把这个区域政策处理好，一定要有新的一轮可操作的方案。比如“京津冀一体化”倒逼出来的解决方案。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城市病如此严重，和周边地区一起，动不动受到雾霾的打击，雾霾还动不动蔓延到大半个中国。诸如此类的问题亟需解决，现在逼出来一个“京津冀一体化”下突破行政区划眼界的全盘解决方案。怎样剥离首都非核心功能，怎样下决心在通州的潞河镇打造城市副中心，两年多之内北京所有的领导机关要一起迁出五环到潞河镇那里办公，还有所有的功能区，医院、学校、公共交通体系的配套，各种各样的环境建设设施，所有的生活娱乐条件，能想到的各种要素，在京津冀一体化这个眼界之内，统统要落到可操作的方案中的切入点上。这叫新的一轮供给管理方案。否则我们在矛盾凸显面前是交不出合格答卷的。
我们的科技创新在当年编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问题：必须以举国之力去突破一些难点，因为相关科技成果的供给，即使外国人手上有，你出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给你，有些外国人手上也没有，部分比照过去搞“两弹一星”的方式，走自主创新攻关之路。综合国力提升了，可以多列一些，但也不能列太多，反复斟酌以后提炼出16个重大专项。这16个重大专项都面临着不确定性，高高低低的不确定性，比如中国是以煤为主，大型煤气田煤层气的抽取和利用技术针对什么呢？就是中国以煤为主而煤矿的矿难不断，瓦斯等等这种煤层气怎么控制？控制了就是资源，控制不住就是我们不断受到威胁的严重制约因素。这一个个重大专项什么时候能够突破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例子，当年标为绝密的大飞机项目，中国人纠结了好几十年，前段时间已正式宣布，中国的国产大飞机C919现在已进入取得适航证的阶段，如果不出意外几年之内会配到各个主航线上，中国人现在手上已经有来自全球的几百架国产大飞机的定单，没有当年供给方案的拍板决策和具体设计，不会有今天的进展。剩下的不确定性，你也别无选择，必须寻求突破。其他种种的案例我们归结到一起，就是在继续优化需求管理时一定要注意抓住供给侧，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在一系列事项上运用结构性对策来理性地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这也就是“补短板”，特别是促进相关机制的创新改进，通过新供给管理加强我们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增加后劲儿。这种有效供给结合制度供给，可以使微观主体的活力得到激发，增强整个发展的动力。
这个方面我们特别愿意用的一个概念就是“守正出奇”。守正是要认同、顺应、尊重、敬畏市场规律，政府一定要摆正位置，自己总体而言是辅助性的作用，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守这个正后面跟着的并不是简单认同市场以后把其他市场经济的经验拿来套在中国，我们就一路现代化了，没有这么便宜的事，还必须面对困难，面对不确定性，要出奇制胜，就是要实现供给侧成功的创新。这个创新，政府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放手让企业、市场主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个“出奇”可能成功，但也可能不成功，我们一定要全力寻求成功之路。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才能支持中国的超常规发展。这样的供给侧的命题，显然挑战意义非常明显的。中国不可能按照其他的经济体的常规道路去实现现代化，必须经受“守正出奇”的考验。
接下来第二大层面，我们强调中国基本国情的制约，这方面跟着的战略选择，是一个新“三步走”战略分期。，我们强调了胡焕庸线“三重叠加”所形成的非常之局，形成的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所谓胡焕庸线是上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刻划出来的基本国情，中国版图右下方东南半壁1/3多一点的国土上聚集的人口数额是95%以上，这么多年来，仍然是这个基本格局，而整个人口绝对规模的数量已接近14亿人，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所有资源耗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因素，不光是雾霾、大气污染，还有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的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注意到这个基本格局上又叠加了我国的“以煤为主”这种最难清洁利用的能源带来的压力在中国别无选择，电的80%左右是煤烧出来的火电，核电、水电比重现在是在下降的，太阳能电、风电等等清洁能源拼命发展后现在也只占到三个百分点，可以预见很长历史时期内它们还不可能挑大梁。怎么破解这个非常之局？一定要在供给管理高水平方案的非常之策，一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另外，我们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面大半个世纪绝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前车之鉴，是90%以上跌入陷阱，中国怎么敢保证自己就一定能避开那90%而走通那10%成功者的道路？一定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千方百计去化解的我们矛盾凸显、隐患叠加威胁因素，这样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怎么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后面跟着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网上很多人说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对，邓小平有他的局限性，但这个事情上应该讲公道话，要把话说全：邓小平说话非常明确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跟着非常理智地说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再到发展起来以后，他最关心的和非常明确强调的是要走向共同富裕。南巡到深圳，他特别强调他赞成和希望先富起来的地区回过头来支持欠发达地区，到了2000年就要解决这个大局里发达的沿海地区怎么回过头来支持西部的问题，到2000年，有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出。这些事情现在碰到的挑战，是怎么走向共同富裕，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再分配机制等等手段，这些事情早有命题和中央明确的要求，但多年来几乎寸步未行，直接税制度建设在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受到了重重的阻碍，，加快立法到现在还没有实际动作。但是不能老是这样，往前看要解决问题。我们提出一定要抓住现在的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思路走出三步来。第一是“十三五”期间达到全面小康，并且跟着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后劲儿；第二步是乘势在2020年以后的若干年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往后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还要进一步提高中国的软硬实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第三个层面就是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时间关系不展开汇报了，我们是把这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按一二三四都排列出来，给决策层参考。
首先针对供给侧五大要素，必须调整人口政策，必须实行土地制度改革，要深化金融改革来解除金融抑制，以及在企业方面要降负松绑，减税之外，税外的各种各样的负担怎么减轻比减税更有挑战性，包括综合的隐性负担，要真正降下来。还有教育改革、科技改革，怎么破解钱学森之问，真正培养高水平的创新型领军人才和顺应科研规律调动科研者的积极性，形成长效机制。处理好这些，离不开我们行政、财政、国企、价格、投资、收入分配等多方面进行配套改革。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建议涉及国务院领导反复强调的简政放权，走到现在中央级的审批事项收缩到400多项，但400多项列出清单也是黑压压的多如牛毛，而且这些实权都是人家的命根子，真正怎么样进一步实质性转变政府职能，我们认为必须结合大部制、扁平化改革，争取对整个行政架构来一个伤筋动骨、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换句话说，整个行政架构怎么“设庙”的问题，把它打散了来优化，整合之后，消肿之后的机构设置里再怎么配上“和尚念经”审批，就有了一个好的框架，就有望实质性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消肿完成以后，还要尽快给我们体制内的公务人员提高工资，否则八项规定以后，灰色收入等等没有了，但实际上这些公职人员实话实说已经过不了体面的生活，在京城一个司局级的公务员，一个月几千块钱，你想他上有老下有小周末敢上街吗？他上两次街一个月的工资花完了他还怎么过日子？这种很现实的问题，本来应该及时解决，灰色收入没有了，应该把阳光化的工薪往上提，但是敢做吗？一做整个社会不能接受。如果我们的配套改革给整个行政机构消了肿，我觉得就应该赶快做这个事情，乘势把这个关系理顺了。体制内还必须得拢下来一批比较而言带有精英特征的人才，这样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后总体的执政能力，不是要靠人才队伍来实现吗？这些事情一定要有配套改革的思维才能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难度很大：横跨两届政府，大部制只走了一点儿小碎步。深圳最早提出国地税合并，最后没走通。前一段时间听到国地税关系要调整，优化管理，以为要要合并，但一听文件就是做表面文章，没动真格。这些事情难度很大，但是我们不甘心，如果现在看到临近十九大，那么十九大有没有可能来一轮新的我们所称的配套改革、脱胎换骨式啃硬骨头来解决问题，这些事情我们都认为应该积极努力。
这些最后概括的基本想法，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现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考验关口，所以，一定要抓住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发力，来贯彻中央的战略方针，突破我们现在面临的改革深水区的瓶颈制约，走通从全面小康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到中国梦现代化之路。至于说现在切入点上特别强调的“三去一降一补”，我们认为它首先侧重的是短期和中期，它并不代表供给侧改革全部内容，而且它特定的要求一定是要具体讨论实施方案，而不可能像需求管理那样拿出反周期的间接套路一套就解决问题。去杠杆，如果从总体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来说，跟地方政府、各业务部门没什么直接关系，是货币政策当局首先要通盘考虑怎么掌握要领的问题。而且不排除财政政策有必要局部加杠杆，比如今年赤字抬高到30%，楼继伟部长说这是以财政加杠杆服务全局的去杠杆防风险。黄奇帆市长说，在重庆的发展战略贯彻之中，全局去杠杆的情况下不排除局部加杠杆。这是对的，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做什么呢？不就是政策倾斜加杠杆吗？但它是结构性的、局部的。去产能，除了少数成规模看准了的应该被淘汰的企业做关停并转操作之外，其他大量的中小微市场主体必须是靠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取优胜劣汰，解决去落后产能的问题，因为政府没有本事面对几千万的市场主体一一去甄别谁是落后产能代表而把它排除出去，这是去产能最需要掌握的核心要领。
还有去库存，如果说从房地产市场来看，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去库存的任务？这些地方房地产市场要赶快增加有效供给。前一段时间热得不得了，新的一轮启示是为什么没有一个长效制度机制来抑制房地产市场动不动就发生的大起大落？除了用了多轮的这些政策调节手段之外，以房地产税引导预期的长效机制，显然应该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快立法，完成立法以后则可以在深圳和其他一线城市，还有热起来的二线城市首先执行，因为它是地方税，可以因地制宜。这些事情都应该更多地凝聚共识推进改革。降成本，在企业自己能够努力降成本的方面，无劳政府、无劳官员去花费多少心思，关键是政府和官员要考虑怎么样降制度性成本，这是真正要做的事情。补短板，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一定要具体设计，找准自己的短板在哪儿，这可不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一定要有定制化的设计。供给侧改革有些同志说能不能谈点切入点，我觉得可切入的要点至少有这样几个概念：一是制度供给，每个地方看自己可以做什么事，当然不可能铺开做，要自己审时度势掌握好重点。规划供给这个问题是所有地方政府、所有企业集团都要赶快顺应新的阶段来优化的。还有政策的供给，货币政策是垂直体系，地方政府不要想在这方面做多少影响，但是分级财政一定要有分级财政的政策，财政政策带着区域性，对自己政策空间的可塑性，要用好用足。再有投融资供给，政策性投融资对应的还有PPP机制创新。这些投融资方面对着自己特定的辖区，特定的任务一定要有设计方面自己的独到之处，也要接受时间的考验。科技的供给，并不一定要求都是高科技，在深圳现在已经在全国占领一些明显的高科技的制高点来说，这个一线位置要乘势发展，同时也要带动一些适用科技技术，适用技术也是很好的供给。还有人才供给，对人才要强调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重大的战略规划，重大的项目决策注意吸引外脑，听取外部高水平专家意见建议，这就是利用人才。还有就是资源的供给，现在是全球化物流模式创新时代，这方面一定要用心掌握好。最后是环境的供给，一定要走低碳、绿色、发展之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有这些切入点，无非是要在自己的所做所为里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供给管理组合方案。
这些看法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全文完）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苏京春博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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